【很久很久以前】Hazel／最微小的大敵
最微小的大敵。圖／陳瑋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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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嘴醫生的醫術着實堪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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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北臺灣待了大半輩子，前陣子決定要搬到臺南定居。南方乾爽的空氣、明亮的天空，着實有療愈效果，唯一讓我煩惱不已的，大概是從前北部少見的登革熱。我從未想過自己和蚊子的關係會升級至你死我活的地步：耳邊輕輕一聲「嗡」，便足以引起我與吾夫對空氣展開一場激烈的男女混雙揮拍戰。
我們對疫情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。只要是歷史愛好者，就絕對不敢輕忽醫療衛生的重要性。還記得2012年流行的馬雅末日預言，帶動末日主題電影，其想像多半是氣候變遷、火山爆發、驚天大地震、彗星撞地球，或者舉世一起殭屍化；但對我來說、對所有古人來說，人類最可怕的威脅恐怕小得多──非常之小，也更平凡，那就是各種病毒和細菌。
人類對疾病不陌生，即便是年輕世代也經歷過SARS、MERS、新冠肺炎等傳染病；年長一輩還經歷過肺結核、百日咳、痢疾、瘧疾等古老的威脅。人類的科技表面上看來已比五百年前有長足的進步，事實是我們仍對許多老對頭束手無策：難以根治的小兒麻痹症、不斷變異的鼠疫、現正肆虐中的登革熱。科學只能告訴我們如何閃躲疾病，卻未必能順利打倒疾病。
說起最可怕的病毒，每個世紀的古人大概各有觀點，不過其中最惡名昭彰的，應還是十四世紀的黑死病。病毒從亞洲一路向西，跟着蒙古人抵達歐洲。現代的超級英雄電影裡，大反派一彈手指就能抹除全世界一半的生命，中世紀的黑死病帶來了幾乎一樣嚴重的後果，只是花的時間久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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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染病到底是怎麼來的呢？現在我們已經知道，生食、野味、蚊蟲、不潔的飲水、飛濺的唾沫皆是危險的；但才和緩不久的新冠疫情讓我們知道，即便明知來源，依然不少現代人不肯戴好口罩、不肯清潔環境自保，更不要說不懂病菌爲何物的中世紀了。許多中世紀的醫療技術放到現在連偏方都不能算：大量放血、頻繁灌腸、吞木乃伊粉、在傷患處敷生肉、磨碎爬蟲類泡成藥水、飲用功效成謎的植物汁液……著名的鳥嘴醫生穿梭在黑死病疫區，他們沉重的面具看上去既神秘又威嚴，可實際上鳥嘴裡也只放了一些遮蔽臭味的香料，實質防疫功能趨近於零，真正能仰賴的只有厚重的醫生行腳服來隔絕污染。鳥嘴醫生的醫術也着實堪憂，他們最重要的「儀器」僅是手中的木棍，用途是讓他們不必太靠近患者，能遠遠地挑起衣物、翻動肢體問診；當患者看起來不行了，醫生還會以木棍鞭打之，企圖幫忙向上天以肉體之痛「贖罪」──比起衛生問題，人們還更相信瘟疫是天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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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看世界的角度從此不同
如此「防疫」，可以想見收效甚微。別說患者靠免疫力自求多福，鳥嘴醫生自己的生還率也沒好到哪去。少部分醫生確實從豐富的經驗中得到正確結論：只能喝乾淨的水、保持通風、不要靠近死者遺體；但更多的醫生沒逃過病魔的侵襲，在疫情特別惡劣的區域，有些還會嚇得先行逃命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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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死病不只奪走千百萬人的性命，人們看世界的角度也從此不同。大多數死者的抵抗力本來就較差，這在普遍貧困的中世紀毫不稀奇，因爲連基本的吃飽穿暖都做不到，碰上瘟疫好比風吹就倒的枯木，孩童和老人更難倖免。窮苦人活下來的機會十分渺茫，染病唯一的出路只剩天降奇蹟。他們祈禱又祈禱，擠出最後的一點錢獻給教會，卻依然拯救不了他們瘦弱乾枯的孩子。家人朋友一個個消失，無力的生還者猛地發現，虔誠似乎沒能改變任何事，特別是當教區裡慈愛的神父和修女也沒有逃過一劫，更影響到人民原本堅定不移的信仰。
於是以教會爲尊的中世界漸漸進入尾聲，以人爲本的文藝復興開始了。黑死病帶來的反思造成了時代性的結果。可這不是傳染病第一次參與巨幅的歷史改變：耶路撒冷的鮑德溫四世幼年即染上漢生病，年僅二十四而死，無兒無女，引發聖地陷入奪權的腥風血雨；法國的路易十四晚年遭遇一連串兒孫死於天花和麻疹，造成王位僅能傳給年僅五歲的曾孫路易十五，未經完善培訓的新王任內也埋下法國大革命的種子；拿破崙1812年在法俄戰爭中的驚天一敗，除了俄羅斯的嚴寒之外，斑疹傷寒纔是壓垮法軍的最後一根稻草；早年拿破崙在埃及的遠征，更是屢遭鼠疫襲擊，慘況甚至逼瘋了一些年輕的士兵。
時至今日，我們和瘟神的鬥爭還未結束。正當我們以爲克服了瘧疾、痢疾、猩紅熱等古老的威脅，其實病菌仍然在不斷變種、孳生，等在不同的季節裡準備肆虐，冬有流感、夏有腸病毒；或許這也是大自然在警告人類應當永遠保持謙卑與謹慎吧。
●本文作者爲Podcast頻道《時間的女兒：八卦歷史》主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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